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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[ 录入者:aiaow | 时间:2008-06-01 12:53: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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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年前，杨志军从西部来到海滨城市青岛。这是一次跨越东西的人生旅行。不过，这次旅行似乎因杨志军的静默处世而变得有些无声息，直至2005年9月，他的新作《藏獒》出版，10万册首印销售一空。
10月21日上午，在杨志军的家中，记者的问题也就从这本畅销的《藏獒》开始———
《藏獒》为什么畅销
记者：有消息说，您的作品《藏獒》首印10万册，并且迅速销售一空。在写作时，您想过它会引起这么大的轰动吗？
杨志军：没想过它会轰动，在我看来文学早已过了产生轰动效应的年代，现在你说的这个“轰动”恐怕跟文学本身没有太直接的关系，主要是由文学衍生出了一些当下亟待关注的问题，比如精神空乏的问题，道德缺失的问题，国民的劣根性问题，劣质文化和优质文化难分轩轾、互为颠倒的问题。
面对一个天天都有物质诱惑的世界，我们软弱地成了物质的奴隶。但多数人并不甘心对物质的沉迷，于是就自责，就迷惘。迷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病症，它的结果就是寻找，就是伸手。我们找到了什么，抓到了什么？是《藏獒》吗？我替我的《藏獒》庆幸，也替我的《藏獒》担忧，当它由单纯的文学演变成复杂的文化时，它的负担就太重太重了。
记者：这是不是就是《藏獒》畅销的理由之一。
杨志军：也可以这么说，因为由文学上升为文化，而且是极有现实针对性和普及性的文化，畅销就会成为必然。在读者的期待视野里，总应该出现一种力量、一种形象，来挽救日益衰残的道德风景，并给它们涂上人性的光辉，来消解由野蛮霸道的狼道狼经造成的弱者的无助和生存的紧张，来缓释那种担忧被吃掉，害怕被挤兑的心态等等，藏獒正好就是这样一种动物，就像马俊仁先生说的，它是“人民的保护神”。也就是说，畅销是文化心理和文化依托的需要，是被狼文化围困的人性寻找突围的举动，是扭曲的人格渴求自由、渴求舒展的反应。
我一如既往地平静着
记者：现在《藏獒》这么畅销，这给您带来一些什么变化？
杨志军：我是一个孤静独立、自言自语的人，过去是，现在也是，周围的许多人都在谈《藏獒》和藏獒，只要不跟我谈，我就觉得跟我没关系。能带来什么呢？我一如既往地平静着。朋友们向我要书，记者们来家中采访，表面上有点乱，心里头纹丝不动。我不喜欢场面，反感张扬，默默地生活，默默地写作，是我一贯的风格。当年亚历山大带领军队从希腊一直打到印度河，正骑在马上趾高气扬的时候，一个瘸腿的老兵对他说：“陛下，一切都是过眼云烟。”
千万不要以为你搞出了什么成就，根本就没有，文学的魅力就在于你越搞越深奥，越搞越有新鲜感，越搞就越觉得刚刚开始。文学没有尽头，它是生活的伴生物，生活是看不到尽头的。
当然，有时候也会高兴，就是听到有人说“你的书我是一口气读完的”。毕竟我写的是小说，小说能吸引一些读者，那就是作者的幸运。
呼唤藏獒精神
记者：有媒体说，《藏獒》是一部借“獒性”呼唤人性的小说。作为作者，您也这么认为吗？
杨志军：这里所说的“獒性”是指“文化獒性”，獒性是对狼性的反动，也是人性指标的另类显示，是我们极端缺乏的道德良心的体现。我写藏獒，确实有一种用动物启蒙人类的冲动。就像我在书中所写的那样，藏獒具有高贵典雅、沉稳威严的仪表，具有毫不利己、专门利人的风格，具有大义凛然、勇敢忠诚的精神。这样一些品质，实际上是我们人类的优秀分子自古以来就孜孜以求的，也是人类很容易丢失的精神财富。我写藏獒，其冲动就是补缺，补缺人类道德精神在物欲横流中被磨损被销蚀了的那一部分。
记者：我想知道，您如果面对那些没有读过《藏獒》的人，您会向他们怎么推介这部作品？
杨志军：它是陌生的，它是好看的，它是崇高的，它是童话的。它表达的是消除仇恨与报复，呼唤和平与友善的愿望；它靠拢的是善与恶、爱与恨、生与死的文学母题。它让弱势人群在感情上有所依靠，让所有喜欢狗的人理性地知道自己为什么喜欢狗，让失去和谐的人际关系变得充满温情，让阴暗变得明朗、让失去平衡的心理找到安慰，哪怕是虚幻的安慰。
《藏獒》与《狼图腾》
记者：《藏獒》出版后，大家都在说它已被推上了《狼图腾》的“对立面”。您读过《狼图腾》吗？你怎么看待它的畅销？
杨志军：我读过《狼图腾》，它是一本有个性、有生活、有悲悯的人道思想和忧患意识的作品，作者讲的并不是狼的成功和胜利，而是狼作为自然的代表和草原的主宰，无可奈何地走向消亡的悲剧过程，是人和狼矛盾又统一的关系史。可惜人们看不到这一点，看到的只是狼的凶残和吃掉弱者的方式，并在无限夸大之后当成了楷模。而且，那些由偏见衍生的所谓的狼文化，更是一堆人类的精神垃圾。我希望它70万册的销量能让更多的读者变得更加聪明，能让更多的人流下草原生态惨遭破坏、狼群狼种走向消亡的眼泪，而不是产生狼吃羊的亢奋。
《藏獒》的出现，藏獒的懿行美德的发觉，或许能够让人清醒地意识到：关于“狼道”、“狼经”的现代崇拜完全违背了人们的普遍愿望，违背了人性公德，它是极端利己主义的一种宣泄，是市侩哲学的一次喷溅。
记者：有人认为《藏獒》在文化意义上是向《狼图腾》发起了挑战。您是不是也觉得这是一场挑战？
杨志军：作为文学，这两部作品各有所长，可以互增互长，藏獒和狼都可以自成一体，跟谁也没有关系。但作为文化，它们却是冰炭不容的。狼文化是霸者的文化，獒文化是平民文化，是弱者的文化。弱者需要保护，找谁呢？找藏獒。藏獒在这里是一个公正道义、舍己为人的符号。对那些不得不做羊的人来说，他还有两种比较可靠的选择，一是寻求藏獒的保护，二是慢慢地让自己变成藏獒，来遏制狼道的横行，而不是心甘情愿一辈子就做一只可怜兮兮的羊。
我反感泛滥成灾的狼文化，反感狼性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，我对此毫不掩饰。有一点我想谈到，迄今为止，我们还无法证明我们的祖先也就是马背上的民族的精神支柱是狼，所谓文化上的“狼崇拜”是现代崇拜，是由空虚和盲目造成的竞争社会中的都市崇拜，而不是历史崇拜，也不是草原崇拜和民族崇拜。在现实生活中，草原人真正崇拜的是藏獒，而不是狼。狼性和藏獒性格，代表着人性的两个极端，狼的自私和藏獒的忠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狼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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